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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磨一剑
我区首部志书——《宁波市江北区志》背后的故事
http://jbxww.cnnb.com.cn  16-10-17 08:56 】 【打印

  地方志,是志书及与其有关的方志机构、方志编纂、方志工作、方志事业、方志文化等事项或活动的总称。按一定体例,全面记载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或特定事项的书籍文献。

  江北历史绵延悠长,早在春秋时期就有记载,然而遗憾的是,一直未有一本地方志来理清江北现境的历史脉络和全面系统地记述境内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近日,伴随着《宁波市江北区志》闪亮登场,这一遗憾终于圆满了却。

  十年磨一剑的背后,是很多不易与外人道的艰辛。数易志稿,精益求精,辛苦异常,字字皆情。让我们一起走进《宁波市江北区志》,探寻它背后的故事。

  组建团队▶▶▶

  探索“学术专家+地情专家”的修志模式

  编写区志,首先得组建一个编纂团队。然而团队的组建却是一波三折,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是一条困难的道路。

  记者了解到,我区最初没有专门的地方志机构。2004年8月正式成立了江北区史志办公室。2005年8月,区委、区政府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江北区志〉编纂工作的通知》。同年9月,区委区政府两办发文《关于成立江北区志编纂委员会的通知》,建立了江北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和办公室,具体组织、协调区志的编纂工作。同年11月,组织召开了江北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作专项部署。

  但没意料到的是,2007年初,原主编因故请辞,工作陷于停顿。鉴于辖区内的宁波大学拥有全国唯一的“方志学”本科专业和全市最雄厚的区域文化研究力量,同年7月,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要负责人亲自联系,得到宁波大学党委支持,聘请戴光中教授为主编;以后又聘请“方志学”专业负责人、中国地方志学会学术委员沈松平副教授,以及赵江滨教授、张如安教授、赵则玲教授、胡长锋副研究员、叶持跃副教授、周娟副教授、汪居扬讲师等专家学者,加上史志办方面熟悉地情的老同志赵良甫等组成编纂团队,采取分工联系或负责编写各编的方式开展工作。于是,这种新颖的“学术专家+地情专家”的修志模式得以确立。

  团队确立后,迅速开始着手编志工作,第一步便是制订完善纲目。纲举目张,纲目是核心。2006年,区史志办着手制订《江北区志》纲目,其后几易其稿,不断修订完善。如原先设计为平列6卷42编,卷一生态(即地理)、卷二经济、卷三政治、卷四文化、卷五社会、卷六人物,本意欲与当今提倡的五大文明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相吻合,初审后汲取专家意见,取消了“卷”的设置。又如“古慈城”和“老外滩”原来设计为2编,但后来发现其内容与其他各编大量重复,很难处理,最终“古慈城”仍设编、“老外滩”只设专记,等等。与此同时,《江北区志》的“编纂实施方案”“凡例”“行文规范”“大事记记述有关规定”“人物入志有关规定”“送审验收实施办法”等也相继制定完毕。

  培训承编单位主笔,指导他们做好资料的收集与初稿的编写,是编纂志书的基础。区史志办以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名义,先后召开了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举办了三次培训会议,以及五十余次专题协调会议、初稿审稿会议等,并且多次组织各街道(镇)的主笔到周边县(市、区)学习考察。部分人员参加了由省方志办组织的修志培训会议。区史志办还编印了4辑《修志手册》,将地方志重要文件精神、各地修志经验、本区修志实践等相关资料汇辑成册,分发给承编单位和主笔人员。通过以上种种努力,逐步统一主笔的编写思路、入志标准、行文规范等。

  由于各承编单位主笔大多来自本单位的离退休或退居二线的老干部、老同志,也有在职的中青年干部,他们虽有一定写作基础,但均缺乏撰写方志的知识与经验。所以最初提交上来的稿子,多为工作报告式,或是流水账式,需化大量精力进行指导修改。

  迎难而上▶▶▶

  攻坚克难历经十年终面世

  从启动到初稿形成,历时7年;经初审、复审、终审到最终定稿出版又历时3年。时间跨度之长,正是说明了此次编志工作的难度重重。那么,究竟难在哪里?此次编志的主编——宁波大学戴光中教授从历史资料征集、历史资料剥离、历史资料甄别等方面向记者讲述了编志背后不为人知的辛苦。

  历史资料征集难。江北区是首轮修志,时间跨度大,空间变化多。历史上又分属慈溪县、镇海县和鄞县;新中国成立后至1984年建区前,则分属宁波市郊区和原江北区;中西部广大区域一度还进入余姚县境。所以要获得1984年之前的志书史料,就必须从上述的四县、二区相关资料中剥离出来,直接可用的资料很少甚至没有。又因为解放后行政区划迭经变更,多次拆分聚合,再加上各种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四县、二区的资料严重散失,江北区现境域的资料变得更加稀少。大家在编纂过程中花了很大的心血和精力,想方设法收集资料、使区志基本做到了“横不缺要项、纵不断主线”。

  历史资料剥离难。尤其是一些市直单位不仅资料少,而且缺少独立性。如邮电、金融、给排水等,往往需从宁波市的邮电志、金融志等相关专业志书中剥离,准确性和完整性难免也有偏差。同时,作为市辖区级行政单位,对辖区内的个别市属部门,落实承编责任比较艰难,有的借故推脱,拒不提供相关资料,又不可凭空臆造,只能无可奈何,简单记述真实可信的内容。

  历史资料甄别难。尤其在统计表格中,碰到数字“三眼”没对齐,要在众多历史年份中查找核实到底是哪一年的数字出了差错,考证难度相当大;还有涉及到一些重大事件的年份前后不一,不仅要查档,相关资料还要比较鉴别,化费功夫也较大。

  历史资料剥离时鉴定境域难。要在相关资料中客观真实地剥离出来、真正做到“不越境而书”,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尤其对历史人物的界定,旧时志书一般都不写明人物出生地,且多数家谱(宗谱、族谱)已毁于政治运动。要确定其是否属于江北籍,往往缺少证据。原籍鄞县与镇海的还好说,原籍慈溪的甄别就难了,牵涉特别广,甄别很困难。工作人员们在尽力而为的前提下,采取“宁缺勿错”的原则,以保证“不越境而书”。“比如我们只确认了慈城不到200名进士,为慎重起见,定名为《江北籍部分进士名录》。”戴光中告诉记者。

  虽然困难重重,但是编纂团队还是迎难而上,历经十年,《江北区志》终面世。区史志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江北区志》不但理清了江北现境的历史脉络,而且填补了我区史上无志的空白。终审组专家一致认为《江北区志》观点正确,体例严谨,内容全面,特色鲜明,记述准确,资料翔实,表达通顺,文风端正,图表规范,是一部佳志良作。

  拨冗审阅▶▶▶

  专家组读《江北区志》(终审稿)

  《江北区志》(终审稿)经过区史志办与编纂委员会同仁的辛勤劳动,现已问世。这不仅是江北区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也是浙江省修志事业的一个重大成果。专家组的同志们都曾参与了《江北区志》初审稿和复审稿的评审工作,现在再次审读进行了大量修改的终审稿,既感到受益匪浅,更对编纂委员会同仁的精益求精深表钦佩,因为终审稿质量比原来又有很大的提升,可以说是一部上乘的终审稿,基本达到了精品良志的水平。

  总体来说,该志稿观点鲜明正确,体例完备严谨,篇目结构合理,归属得当,排列有序,资料准确翔实,记述丰满清晰,要素完整齐全,文字精炼流畅,图表运用得当,行文合乎规范,突出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有不少地方值得修志界同仁学习、借鉴。

  首先,提供了一种修志的新颖模式。即由史志办修志人员与各学科专家共同组成志书总纂班子,由教授学者与修志专家担任主编、副主编,既发挥了各位专家的学科特长,又发挥了区志办人员熟悉方志业务与地情的优势,两者相得益彰,终成良志。方志是综合性的著作,要编好一部志书,必须吸纳来自多个学科的人才,只有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才能修出一部传之千秋的名志。实践证明,《江北区志》由基层修志人员与各学科专家共同组成总纂班子修志的模式十分成功,具有可推广的价值。

  其次,把握住了江北区历史时空记述的完整性。在全面记载江北区历史与现状之构成要素的同时,非常清晰地展现江北区在时间、空间上的横纵发展脉络。作为江北区第一部志书,由于江北现境的行政区划在历史上迭经变更,空间变化相当复杂,这部志书以2008年行政区划为叙述空间主体,仅在必要时适当交代清楚原来的地域母体,从而主次分明、全面无缺;特别是卷首收录的地图,直观地揭示了江北区的空间变化。而时间的记述,则注重理清事物发展的脉络。

  再次,体例相当完备严谨,较其他志书篇目结构,在打破部门界限、以事物本质属性为主谋篇设目方面表现更为突出和明显,适当结合现代社会分工。比如志书没有按部门所属设置“民政”编、“人事劳动与社会保障”编,而是根据“事以类聚,类为一志”原则设置了“社会就业”编、“社会事务”编和“社会保障”编,人事则归于“人民政府”编;又如档案、党史、地方志设为一章,而不是按部门设置,党史归于“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编,档案、地方志工作归于“人民政府”编。

  又次,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十分突出。时代特色方面,如在“经济综述”编专设“经济体制改革”章,以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形式突出记载改革内容;设置“社会文明”编,体现五大文明、和谐社会的有序推进;在“交通邮电信息化”编设“信息化”专章,体现互联网时代特征。地方特色方面,如升格“慈城古城”编,设置“老外滩”“保国寺”“慈东抗日民主根据地”“江北民营经济发展”“教会学校”等专记。它如“社区”编的设置,既体现时代特色,反映了改革开放后新出现的居民管理模式,又体现了江北区作为宁波市中心城区的地方特点。

  最后,运用多种编纂手法,提高了志书的资料性。如运用图照、表格得当,采用大量比例适当、注明时间地点的图照表格,寓资料于其中,特别是上下两册的封面,采用古今两幅图片,对比鲜明,式样新颖;又如在志书中熟练运用专记、附录等形式,其中专记又可分为随文专记和志末集中设置的专记,扩大了方志的信息量,提高了志书的资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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